新兴经济体 | 颠覆创新并不一定阻碍原有产业、生产力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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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经济衰退,是上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马会议的主要议题。2008年之前,新兴市场被称为带动全球经济的新引擎。现如今,光环褪去,新兴市场又成了掣肘全球发展的累赘。更有人断言,这些发展中地区的飞速扩张已经结束,与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并轨的努力也一并付诸东流。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人们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新兴经济体的表现确实并不容乐观: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成过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甚至有声音认为,中国的经济表现有可能比数据体现的要糟。

对于其他依赖于中国原材料进口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它们的出口随之下滑。更严重的是,原材料价格降低似乎并没有给进口大国带来太多实惠——印度可能是个例外。如果这种实惠确实存在,至少它还没有明显到能够平衡其他负面因素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还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元气。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差异日渐缩小。2010年之前的20年间,这一指标一直维持在3个百分点左右;到2010年上升至4.8%;到了去年,则跌至2.5%。

现在的问题是,在可见的将来,这种经济增长差异是否仍会继续保持在低位?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如下三个主要依据,当然,在检视每一个论点时,我们都需要考虑一些重要的附加要素。

首先,持支持观点的人认为,收入水平并轨已经在工业生产领域发生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事实。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工业和服务业的紧密联系,以及相当多服务行业的内涵变化。例如,生产一台Ipad平板电脑,所需的当然不仅仅是工厂拼装,程序设计编码也是核心服务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Ipad是一般工业产品,不如说它使服务性产品。在健康、教育、金融服务领域,类似的生产方式还有很多。这也就意味着,机遇还有很多。

第二,新兴经济体熊市论认为,发展中市场的生产效率之所以能够获得提升,源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很显然,这种剩余劳动力已经告罄。这种说法,也不能说错。但是,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城市当中,还有很多非正规的商业领域存在,集中在这些领域的劳动力基数依然庞大。一旦非正规商业领域转正,这部分劳动力将同时得以释放,对生产效率的提振会有相当可观的效果。

第三个论点有关新兴经济体“裹足不前”的结构改革。如果按照既有的经济框架,这些发展中市场势必无法支持长期经济增长。我们还是不能说这种论调是错的,结构改革的需求一直存在。但是,结构改革的推进程度很难度量。因此,在整体上说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改革进展缓慢,很难获得有效论据支撑。

除了上述三种观点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角度:颠覆性的技术创新。

在过去十年甚至是几十年间,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在收入水平上朝着发达国家的标准迈进,是由于大量原本处在发达国家内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开始向工资更为廉价的新兴经济体转移。

但是现在,相当多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已经为自动化机器所取代。很多依靠编程的产品,每单位产出的成本甚至已经低于最为廉价的工资。例如电话远程服务中心。起初,为了降低成本,这些服务中心被外包到工资廉价的国家或地区。但是随着电脑机器人技术的成熟,这些工作完全可以被搬回纽约,交由机器人完成。

这种法虽然有其正确之处,但是人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决定贸易方式以及工厂地理位置的不是绝对优势,而是相对优势。一个国家总会在某些领域具有相对优势,尽管这种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很多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生产活动中具有优势。这些国家的生产者技术水平更高,他们也就比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者更胜任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工作。

但是,由技术带动的变革所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还有全球价值链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在这种影响的辐射面之下。事实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可能是在为下一波经济增长积蓄动力。

诚然,这种“创新性颠覆”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比发达经济体要大。因为新技术的普及首先是从它的诞生地开始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疲于奔命地模仿。但是,这并不代表收入水平并轨的机会将越来越渺茫,因为模仿的成本远比研发低的多。

而且,后来者居上的情况仍然不失其可能性。在通讯领域,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例子已经说明,技术革新并不一定伴随原有生产体系必然阻碍生产力、继而阻碍增长,

促进工资水平并轨的真正核心要素,是高效优质的政府治理。政府政策必须有利于变革的顺利发生,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团结。在技术变革摧枯拉朽的今天,这才是挑战所在。

作者,KemalDerviş,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和发展中心副主任

摘自: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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